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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国家事业 心念百姓疾苦 纪念父亲文敏生百年诞辰

2016-10-24 17:42| 发布者: wzc| 查看: 474| 评论: 0|原作者: 文华曾 文荣征 文跃征 文晓征|来自: 人民邮电报

摘要: 编者按:战火纷飞战争年代,他为民族大义独闯虎穴智勇周旋,率领队伍,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自然灾害肆虐时期,他临危受命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救民于水火;十年文革浩劫,再严酷的迫害都未能让他屈服;重返领导岗位后, ...

 

编者按:战火纷飞战争年代,他为民族大义独闯虎穴智勇周旋,率领队伍,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自然灾害肆虐时期,他临危受命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救民于水火;十年文革浩劫,再严酷的迫害都未能让他屈服;重返领导岗位后,他将群众疾苦时刻挂在心头,微服私访造福一方;改革开放战鼓擂动,他果断决策引进外资,敢为人先谋划发展,带领新中国邮电事业实现了“一步跨越五十年”的飞跃。他就是文敏生,新中国第四任邮电部部长。

为了纪念文敏生同志100周年诞辰,人民邮电报今日特刊发其子女的回忆文章,缅怀老部长轰轰烈烈的革命一生,特别是为我国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文敏生百年诞辰。作为子女,我们怀着深深的思念,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谨以此文祭奠我们敬爱的父亲。

父亲文敏生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4年毕业于垣曲县师范学校,后任小学教师。青年时期,他积极探寻革命真理,参与进步刊物《垣民之友》的撰稿与发行,以深受封建剥削压迫的亲身经历,撰文揭露与控诉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在知识青年中反响较大。1935年该刊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为摆脱追捕,父亲逃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鄂豫边省委所在地,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确山县经幼时好友垣曲籍中共地下党员车敏瞧的指导,参加了鄂豫边区工农红军游击大队。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在艰苦频繁的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加强了内部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战火纷飞:彰显英雄本色

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先后担任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中共信(阳)桐(柏)确(山)边县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信应第三团政治处主任、中共信应地委副书记、鄂中地委书记兼新四军五师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为豫南、鄂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建立了功绩。

1937年10月,父亲受鄂豫边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委派,代表独立团只身赴国民党信阳专员武旭如驻地谈判,身临险境,慷慨陈词,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一次谈判受到了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的充分肯定,他称赞父亲:“只身深入虎穴,机智勇敢,临危不惧。”1938年9月,父亲受李先念、彭雪枫的委派,再次赴信阳与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就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谈判,父亲先后八次秘密会见李德纯,成功争取了李德纯与我党合作抗日。按照鄂豫边省委的统一部署,双方联合成立“信阳挺进队”,创建四望山根据地,为李先念率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四望山作出了贡献。1939年8月,父亲在豫鄂边区党委领导下,团结广大干部,在处境极其艰难、敌伪顽四面包围渗透的形势下,坚持了信应地区的抗日斗争,巩固了信应根据地。1941年,父亲在以李先念为首的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地委一班人,群策群力,领导鄂中地区军民,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全面开展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使鄂中成为出兵多、出钱多、出粮多的“三多”地区,为夺取这一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江汉区党委副书记兼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2月任政治委员。同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关于中原突围的指示,率江汉军区直属机关和主力部队6000余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襄河天险,连克宜城、南漳、保康、竹山等县城,直驱川鄂陕边;并于同年8月与南路突围的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父亲任鄂西北区党委第二副书记、鄂西北军区第二副政委兼组织部长。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他与大家一起,执行中央战略决策,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敌军,为夺取全局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父亲奉命到达山西晋城,后参加中原高干会议,任中原高干队支部书记;同年8月,随李先念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挺进大别山;12月任江汉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区政治委员,投入重建与巩固、发展江汉根据地的斗争。1949年9月任湖北荆州地委书记兼荆州军分区政治委员。

重返中原:临危受命冒险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南边防军政治委员,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委书记。他在防特反特、镇反肃反的复杂斗争中严格掌握政策,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社会主义建设。在分管工业生产中,他坚持轻重工业并举,重点发展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工业,为进一步发展广东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61年2月,中央决定调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的父亲到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饥荒十分严重的河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二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父亲,回到了战争年代曾经长期浴血奋战的中原大地,面对河南三年自然灾害极其困难的局面,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大量人口和牲畜非正常死亡。2月5日,刚刚到任三天的父亲带领省委第一副秘书长刘峰等同志,深入到受灾严重的原阳、延津、封丘等地走村串户,了解灾情。他亲眼看到许多群众家徒四壁,不少人卧病在床,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当即交代刘峰副秘书长:“赶快给这里的群众拨点豆子,像这样的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解决生活、生产问题,我们怎能对得起老百姓呢。”当一些群众向他反映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饭时,他当即果断地告诉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说:“要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回家做饭。”省委根据父亲的建议,做出了保人、保畜、保生产的正确决策,首先解决了人畜的活命问题。荥阳县的一些群众建议留一些自留地,收入归社员所有。父亲肯定了群众反映的意见并讲:“允许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打了粮食是社员的,也是社会财富么!它跑不到美国去。”省委常委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决定并发出了允许社员开垦耕种小片荒地的通知。

随后父亲到豫东豫北盐碱沙荒地区深入调查时,群众提出借地度荒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专门研究借地问题的会议上,父亲说:“既然能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粮食,为什么不能借地给农民呢?”省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上报中央。经批准之后,1962年3月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公布准许借地的政策规定。广大干部和农民称赞借地是“度荒政策”、“救命政策”,称赞父亲真是“救民于水火,播德政于中原”的好领导。在当时能做出留自留地和借地度荒等三项决策,是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更是要冒政治风险的。

开展甄别平反,纠正“左”的错误。从1957年起,党内左倾思想日益严重,许多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遭受打击,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父亲根据中央决定,经省委同意,首先给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潘复生、杨钰、王庭栋等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处理的一批干部平反。父亲等同志及时向邓小平、陶铸等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提出河南错案较多,干部受伤害面大,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平反需要较长时间。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一风吹。”陶铸同志接着说:“不留尾巴。”根据邓小平、陶铸同志的指示,河南的甄别平反工作基本上采取了“一风吹”的办法进行平反。到1962年年底,河南省共对118万受到处理的党员、干部以及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化解了矛盾,恢复了党内的正常生活。

父亲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照“调整农轻重、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使河南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较快地走出了困境。到1965年,河南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系基本得到了调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大灾前增长了42.8%。

树立典型:首倡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豫东地区的救灾任务非常重,到处是黄沙、内涝和白茫茫的盐碱滩。父亲多次到豫东和兰考调研生产救灾以及盐碱地、内涝、风沙的治理。在听取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治理规划时,父亲充分肯定了焦裕禄同志的做法,认为焦裕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调查,作风踏实,真正体察老百姓的实际受灾情况,提出的治理规划符合兰考实际,河南的救灾和改变面貌需要这样吃苦耐劳务实的干部。

1964年5月,焦裕禄同志病危的消息传来,父亲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的领导去医院看望。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病故后,父亲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多好的干部,如果河南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我们改变河南的面貌就有希望了。”在不久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父亲说:“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建议省委号召全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随后,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救灾动员大会等会议上,父亲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焦裕禄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要用整风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紧密结合当前工作,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找出差距,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一定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加强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工作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问题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一切都经过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分期分批进行。

也正是父亲提出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才使得当时第一次准备报道焦裕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记者鲁保国、逯祖毅同志找到了新闻由头。张应先在《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一文中写道:“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在谈到灾区干部思想状况时,表扬了已故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说他是生产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文敏生书记这个动员对我们真是雪中送炭,它表明了省委的态度,点明了宣传报道的现实背景。”196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了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三位同志采写的焦裕禄事迹。焦裕禄的事迹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河南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

1965年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等同志到河南了解灾情,父亲向穆青介绍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建议他们去进一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最终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和播出后,震撼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人们从焦裕禄事迹中看到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公仆的高大形象。

1965年,在省委召开的山区工作会议和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父亲向大家总结推广了林县县委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带领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引漳入林”的经验,称林县县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他强调要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对那些脱离群众、品质很坏的干部要坚决撤换;对能力弱的干部要派人去帮助;对政治可靠、作风好、有能力、年纪轻的干部要大胆提拔,并且要鼓励他们大胆负责,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领导班子内部要坚持团结,不搞“两张皮、几股劲”。1966年在参加林县红旗渠分水岭通水仪式时,他对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变家乡面貌的拼搏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号召全省人民向林县人民学习,改变河南的落后面貌。

父亲在要求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好表率。他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基层时坚持轻车简从,不事先打招呼,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痛斥说假话、搞花架子的不良风气。每到一地,他总要到一些群众家里,边看边聊,问寒问暖,把发现的问题,听到的好建议,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到地市、县和基层调研时,从不吃招待饭,按定量标准就餐,按定量标准交钱交粮票,绝不搞特殊化。

文革浩劫:惨遭迫害仍信念坚定

1966年9月1日,中央决定父亲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主持河南省委的全面工作。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原大地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受命于危难之际,父亲始终主张稳住基层,抓好工农业生产,防止河南局势进一步恶化。面对全省的混乱局面,他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在省委常委会上父亲决定把地直机关的“文革”运动停下来,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抗旱种麦,制止学生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和农村社队进行串连。随着形势恶化,父亲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针对打、砸、抢之风盛行,他提出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常辩论,不允许乱砸乱抢,并签发了制止打、砸、抢和乱罢官的通知。同时,父亲还发表了《我的呼吁书》,提出:“一不冲击军区;二不搞打砸抢;三不搞武斗。”但这些都没能制止河南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父亲也不断遭到批斗,省直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1967年7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给父亲扣上“貌似忠厚,内藏奸诈”的帽子,把父亲打成“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陶铸伸向河南的魔爪、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后,红卫兵冲到父亲入住的北京西苑饭店,砸开房门强行把父亲抓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批斗。7月31日,一伙人把父亲押回郑州,父亲刚下火车就被架上卡车,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并被打成重伤,随后被非法关押,家也被抄,从此父亲失去自由。《河南日报》也开始在一版头条位置上公开点名批判父亲,连篇累牍地公布父亲所谓的罪行,煽动群众在郑州等地批斗父亲100多场。

1968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等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被公开点名后,父亲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 经历了“喷气式”、“坐飞机”、弯腰、挂牌、拳打脚踢,几次被打成重伤,几次晕倒,耳膜被打破,听力严重受损,只能靠助听器生活。母亲张厥元也被打成“河南的王光美”,遭到批斗,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们走在街上也常被一些人辱骂殴打。

康生一伙将父亲定性为“河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理由是把父亲经中央批准的准允农民留自留地、准允农民借地度荒的政策,污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把父亲向刘少奇、陶铸的一次汇报诬陷为“告状”;把父亲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诬陷为在党内搞分裂和突然袭击。

1973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解放文敏生同志”。同年3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即做出批示:“请对文敏生同志作出结论,分配工作。”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催问父亲的结论和安排情况时,河南省委才同意解放父亲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到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

父亲在河南工作的十几年间,经历了极为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他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恢复和发展河南工农业生产、较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河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父亲在身处逆境十一年的时间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家属子女受到株连,即便是这样他仍一直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河南的建设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坚持真理,不畏强暴,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残酷迫害从不屈服,同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强党性和浩然正气。

恢复工作:敢为人先谋划发展

1977年父亲连续给中央写信,控告“四人帮”一伙对他的残酷迫害。1979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下,中央决定为父亲彻底平反,沉冤十载的父亲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1979年4月,父亲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此他先后抓了10万知青返城和待业青年的安置工作,每年开展200万平方米民房的建设,加快棚户区破旧房的改造。针对城市公共交通拥挤等问题,他要求市委常委要关心群众疾苦,每月要做到“四个一”:吃一次小饭馆,坐一次公共电、汽车,走访一户居民,上一次公共厕所,要经常下基层体察民情。为了落实这些要求,父亲每逢星期天就到居民区、小饭馆、棚户区和松花江边与老百姓聊天,了解情况。由于父亲穿戴朴素,又有山西口音,也不像干部,有一次在小饭馆与就餐的客人聊天时,被服务员误认为父亲多管闲事,被赶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居民区地下室进水,父亲到老百姓家微服私访,老百姓不认识他,也被赶了出来,后来听说他是省领导,都围上来反映情况。父亲经常深入基层,带头体察民情这一做法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198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标题为“身居高位,坚持做人民公仆,省委书记文敏生深入实际体察群众疾苦”的文章,对他经常深入实际体察民情、坚持当人民公仆的先进事迹,做了专题报道,并且在一版配发了“把群众冷暖时刻挂心头”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他“为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1981年3月,父亲任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父亲深入调查研究,依靠邮电老同志和技术专家,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加快通信发展的重大决策。父亲多次向国务院领导同志进行汇报,争取国家和各部门支持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务院于1982年决定,对邮电部门实行邮电利润和所创外汇倒一九分成等优惠政策;逐步提高邮电设备折旧率;同意微波通信广泛用于国内报话业务;批准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信道组织国内通信;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解决通信急需;引进先进技术生产线装备邮电工厂等等,这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加快我国邮电通信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父亲对福州市引进的全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十分重视,深入现场考察,给予充分肯定,决定先在有条件的大城市积极推广。父亲在出国考察的基础上,1983年做出利用法国政府贷款引进10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改造北京电话网的重要决策,并报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实施,这对于我国的电话通信超常规发展,迅速实现程控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父亲强调邮电通信要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保证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率先提出了邮电要翻两番多、争取翻两番半的宏伟目标,调动了邮电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开创了新时期我国邮电事业大发展的新局面。父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坚持按“四化”标准培养、选拔干部,既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十分重视和关心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正确实现了邮电各级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父亲重视机关建设和领导作风建设,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5年,父亲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在中顾委工作期间,他依然关心支持邮电事业,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我国邮电事业的改革发展贡献了晚年的全部精力。

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顺境、逆境,父亲都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都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父亲具有坚强的党性和斗争性,胸怀全局,无私无畏,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负责,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父亲关心爱护干部,善于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父亲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父亲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不允许我们搞任何特权,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父亲的高尚品质和高风亮节,我们将永远铭记。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一生中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工作,诚诚实实做人。亲爱的父亲,虽然您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您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我们悉心地倾听着,温暖地感受着。在您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和妈妈想念您!深深地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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